第1版(要闻)
专栏：

干旱的考验
——甘肃粮食生产连续9年丰收之谜
本报记者　张述圣
编者按：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同志给本报来信说：“张述圣同志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干旱的考验——甘肃粮食生产连续九年丰收之谜》。看后感到是一篇好文章，基本上把甘肃的农业问题讲透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的“22274工程”作了准确而精彩的解说。文章虽然长了一些，但很说明问题，很感人。文章揭示了甘肃在困难条件下解决农业问题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赞同这个意见，特予全文发表。
甘肃“十年九旱”
无旱防旱，有旱抗旱，年年立足防旱、抗旱夺取农业丰收，已经成为甘肃农业生产一个不可动摇的方针。
1991年新春伊始，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省长贾志杰召开座谈会，就90年代甘肃农业的发展战略和当年防旱、抗旱的应对之策向专家求教。
一位气象学专家对520年的旱涝史料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甘肃3年一小旱，10年一大旱，65年一特大旱。而近百年来旱灾频率增加10％，开始进入高频期。他说：“全国都存在缺水问题，甘肃缺水问题更严重。必须把抗旱、节水提高到战略问题来对待，提高全民的抗旱意识……”。
这位专家的意见引起书记、省长以及到会每个同志的重视和警觉。
1991年，一场几十年少有的大旱真的悄然肆虐陇原。河西地区一开春就无雨，到6月中旬以后，全省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少雨高温天气。漫长的夏旱之后是伏旱，伏旱又连着秋旱，全省4200万亩粮田有1900万亩受灾，1100万亩成灾。干旱对甘肃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绝不亚于当年发生在南方大地的洪涝灾害。
然而，正是这一年，甘肃的粮食生产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收成，总产量达到66．6亿公斤，仅次于历史最高水平的1990年。
这个数字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同国内发达省区相比，甚至微不足道。但对于自然条件严酷、农业基础脆弱的甘肃省来说，却无疑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此之前，甘肃已连续8年稳定增产，总产量接连跨过50亿、60亿公斤两个台阶，比1982年增长43％，年均递增4．55％。其间有3年3次刷新纪录，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追溯历史，甘肃似与干旱有着“不解之缘”。据文献记载，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中，甘肃共发生旱灾114次，平均两年多一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36年间，旱灾达25次，平均一年多一次。新中国成立后，旱灾频仍的状况也没有大的改变。
全国最干旱的省，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创造了年年有旱灾、年年都丰产的奇迹，其奥妙何在？
现在，让我们追寻他们发展的足迹，解开这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甘肃有个百年不圆的“温饱梦”。直到80年代初期，全省尚有75％左右的农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
缺粮是贫困的突出特征，解决温饱问题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不做实地考察，难以想象甘肃解决吃饭问题有多难！
多年来，记者数十次到甘肃中部干旱山区采访。每当看到那些“拉羊皮不粘草”的山头、“挂得住佛爷献不住盘”的坡地、“沟畔能对话，相见走半天”的深沟大壑，心头就像压上块磨盘般沉重。在这样特殊的自然条件下种庄稼、打粮食，困难之多、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中部如此，全省情况也不容乐观。甘肃自然条件的突出特点是地域辽阔，而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又十分狭小。全省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折合6．8亿亩，土地面积之大居全国第7位；耕地面积5300万亩，仅是总土地面积的7．69％，土地利用率之低，居全国第25位。有限的耕地又多分布在地面无水的干山、天上少雨的旱塬。现有耕地中2／3是山地，3／4是旱地，2／3的地区年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
从100多年前清朝大员左宗棠发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悲叹，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涌上陇原，这里一直是新旧两个时代中央政府的“老大难”。
1972年，甘肃天旱无雨。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百里无树、十里无草，盛夏像严冬一样荒凉。秋天打下的粮食没有春天撒下的籽种多。入冬后，大部分农户没粮吃、没衣穿、没柴烧。连人畜饮水也告急。有些山村，大姑娘、小媳妇无衣遮羞出不了家门。东来西去的列车上，天天有外出逃荒的人流……
那年初任甘肃省主要领导工作的宋平同志到定西作调查。他走进一个普通农户家里，只见蓬头垢面的夫妻俩光着脊梁和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挤作一团，三人拉扯着一条脏乱不堪的破被御寒。
他用手摸摸炕，冰凉；
问他们为什么不填炕取暖，夫妻俩相对无言；
再看厨房，冰锅冷灶。
当他挨门逐户走完这个村庄时，看到了更多的啼饥号寒的生灵。
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双重煎熬，把定西人民逼向绝境。此情此景，使宋平同志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带上特意派人摄制的灾区人民蒙受苦难的新闻纪录片，径赴中南海，向抱病在床的周恩来总理汇报灾情。
灾区人民的苦难超出了总理的想象，以至难过得掉泪。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了20多年，人民还这样困难，政府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作组，急如星火地把救济粮、救济款以及解放军支援的被服，送到了灾区，使处在危难之中的定西人民保了命、渡了荒。
此后，这种救济一直持续多年。从1972年到1982年，定西地区共吃国家返销粮14亿公斤，每年发放救济款一二千万元。但，由于生产条件没有改变，贫困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片“苦甲天下”的大地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肃积极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千百万获得生产自主权的农民开始用汗水在承包地上编织丰收的梦。由于同样的原因，刚刚起步的改革所能带给他们的转机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微弱的。1982年，当10年一遇的大旱再次出现时，甘肃，首先是中部干旱地区的人民便又一次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中。那一年，尽管政府花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救灾，青黄不接之季，还有6万多人因苦无生路而扒火车外出逃荒谋生。
大自然对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惩罚，终于使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省悟：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首先要改变甘肃的干旱面貌。不改变生态环境，不改变生产条件，甘肃就没有出路。
宋平同志调离甘肃去中央工作时，曾以他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告诫省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甘肃基础薄弱、条件艰苦，改变贫困面貌的难度很大，必须有一种“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付出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区的努力，才能赶上人家的发展。
这些年来，甘肃的历届领导班子都没有忘记老书记的忠告。他们以“领导苦抓、部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拿出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区的努力，带领甘肃广大干部群众，在改变家乡面貌的征途中，迈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有力的步子。
有水走水路
80年代，甘肃最引以自豪的一件大事是，他们在全国最穷的省，建了两个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
一个是有“人造天河”之称的景电二期工程，一个是有“地下长河”之誉的引大入秦工程。两大工程使灌区内数十万农民的生存条件“一步登天”，被称作甘肃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大德政。
黄河流经甘肃中部干旱地带，沿岸地高水低。黄河脚下过，旱原年年渴。始于70年代、80年代有更大更快发展的电力提灌工程，实现了沿岸人民“水往高处流”的奇思梦想。如今，这里已出现20多处国内罕见的高扬程、大流量电力提灌工程，总流量50立方米／秒，灌溉着近200万亩农田。景电工程就是这众多“人造天河”中最大最长的一条“人造天河”。
地处腾格里大沙漠南缘的景泰川，有100多万亩荒原，土层深厚、地势平坦。就是因为降雨量稀少，又没有灌溉条件，无法耕种。千百年来，任由野兔奔突，黄羊出没，碱蓬、骆驼刺丛生。70年代，甘肃在这片荒原上建成景电一期电力提灌工程，把黄河水送上500多米高的旱原，开辟了一片30多万亩的新灌区。1984年7月，景电二期工程上马。这项全国最大的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分13级泵站提水，最大提水高程602米，平均提水高程460米，年灌5160小时，提水2．57亿立方米，灌地52万亩。该工程采取边建设、边受益的方针，灌溉面积已由1988年的1．8万亩增加到去冬今春的28万亩。景电二期工程进入决战决胜阶段，生命的绿色在这里以神奇的速度向大漠荒原延伸！
1990年10月15日，景电二期工程长达100．57公里的总干渠全线通水。那一天，千回万转东流去的黄河水突然分身西去，把一股巨流送上了亘古荒原——海子滩。
祖辈里用不上河水也吃不上井水的山里人，得知黄河水要来，像听说神仙下凡一样惊喜不已。不少人高兴得几夜睡不好觉。方圆百里的人，男女结伴、扶老携幼，坐马车、骑骆驼，到海子滩看水。当清澈透亮的黄河水顺着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渠系流入干渴的土地时，人群中发出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年轻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跳起狮子舞。一群老人，把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卤鸡、肉块、油饼、蒸馍，摆放在渠岸上，齐刷刷跪倒在地，顶礼膜拜，眼中涌出幸福的泪水。
把发源于青海省的大通河水跨流域调到兰州以北的秦王川地区，是甘肃正在加紧建设的又一个划时代水利工程。引大入秦工程设计引水量33立方米／秒，年引水量4．43亿立方米，灌地86万亩。它的总干渠长87公里，需在崇山峻岭中凿通33个总长75公里的隧洞，建造数十座倒虹吸、渡槽、涵洞和暗渠，另有干渠两条104公里，支渠45条675公里。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都是甘肃水利建设史上不曾有过的。
水利工程既是温饱工程又是富民工程。耗资1亿元，历时10余载，于1989年全部建成的皋兰西岔电力提灌工程，使全县水浇地由1万亩发展到15万亩，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1000万公斤增加到4500万公斤。近3年年年受旱，但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增长幅度都在500万公斤以上。全县17万人，10年前有80％的人拖过讨饭棍，现在97％的人稳定地解决了温饱。此外，经济作物、多种经营、乡镇企业也有长足发展。像皋兰县这样依靠电灌工程改变面貌，由穷变富，甩掉缺粮帽子的还有景泰、永登、永靖、白银、会宁、泾川等县、市。在这些县市，仅200万亩水地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在4亿公斤以上。
甘肃许多地方“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有水赛江南，无水荒沙滩”。千里河西走廊更是这样。地处祁连山北麓的民乐县，地广人稀，地瘠民贫。“民乐不乐”的历史，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记者这次采访中曾与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作过一次长谈。他在民乐当过8年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搞了8年水利。当他易地任职时，民乐县40万亩耕地半数以上变成了水浇地，人均占有粮食由二三百公斤增长到650公斤。当时有人说修水库、筑塘坝、开水渠、平条田是劳民伤财，不顾群众死活。今天温饱有余的民乐人却说，不是当时苦了8年，哪能有今天吃不缺、穿不愁的“金饭碗”！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水在甘肃农业中的地位就是如此重要。因此，甘肃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始终把水利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中，甘肃共投入农业建设资金68亿元，比70年代增加1倍。全省人民用这些勒紧裤带省下来的资金，建成2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筑起885座塘坝，开挖7．9万多公里干、支渠道，修建7500多处提灌站，从而新增水地200多万亩，恢复老化失修水地125万亩，使全省水地达到1497．5万亩，初步改变了生产、生态条件，扭转了完全听命于老天爷摆布的被动局面。
无水走旱路
甘肃有“五里不同天、十里不同地”之说。
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的发展思路，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提出的。它是甘肃人民实践经验的高度升华，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生动体现。
位于六盘山和子午岭之间的平凉、庆阳地区，旱塬和山地居多，水资源相对贫乏，但雨量较为充沛。基本上属于雨养农业。改变这里的生产条件，水路短、旱路长，必须先从基本农田建设，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入手，使土地尽快恢复元气，逐步提高粮食产量。陇东人民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坚定不移、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向土地投资、投劳连续奋战。从1981年到1990年10年间，全区投资2000万元，投工7000多万个，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46．33平方公里，占流失面积的51．2％；兴修梯田363．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9．1％，使全区粮食年产量由60年代的3亿公斤，80年代的3．5亿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6．45亿公斤。
在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甘肃响亮地提出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保护生态，治穷致富”的口号，下决心把近500万亩宜林宜草的山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明确制定了“三年停止植被破坏，五年基本解决温饱”的奋斗目标。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省上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种草补贴、供煤植薪和封山育林。杜绝了植被稀少地区多年沿袭的铲草皮、挖草根、烧畜粪、烧山灰、超载放牧和滥垦滥殖现象的发生。从1983年至今，每年夏收后，封冻前，全省有二三百万农民上山修梯田，新增梯田面积以80万亩的速度增长，造林和小流域治理分别以250万亩和6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发展。
关川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是甘肃“无水走旱路”的一个成功范例。这块占定西全县总面积54％的土地，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专家测算，年土壤侵蚀模数高达每平方公里5000吨，相当于刮去6毫米表土。
为了生存和发展，定西人民奋起重新安排河山。他们在科技人员指导下，年复一年地在山顶梁峁造林种草，半山坡兴修梯田，主沟道布设骨干淤地坝，支毛沟修拦泥小塘坝。这种大规模的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流域综合治理，十分有效。当地农民形象地称之为“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底穿靴子”。经过20多万人民连续9年的综合治理，当年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植被稀疏的荒凉景象，已被“荒山绿荫覆盖，山坡梯田环绕，沟道塘坝泛绿”的壮丽景观替代。目前，1200多平方公里、占全流域63．8％的面积得到治理，流域内人均梯田2．76亩，人均造林种草5．5亩。1991年人均产粮390公斤，人均收入404元，贫困面由1982年的45％下降到4％左右。
今年初，记者到定西县关川流域的青岚乡大坪村采访，但见家家住新房，户户有余粮。人人脸上笑盈盈，仓里囤里满敦敦。过去这里“无雨人发愁，下雨泥土流。”现在全村2700多亩耕地，90％以上修成梯田，人均4．5亩，正常年景下亩产150多公斤，去年天那么旱，亩产156公斤，比大丰收的1990年多6公斤，人均产粮641公斤。村党支部书记冉志功告诉记者，由于连年丰收，全村116户，家有三两年存粮的40户，有一年余粮的26户，还有10户够吃到田熟。一个干旱山村的粮食自给水平这么高，在定西乃至中部干旱山区算是顶儿尖儿的了，真了不起！
我们问冉志功：“你当支部书记最操心的事是什么？”
他回答：“村上办了两个小厂子，一个盈利、一个亏损。盈的有‘三角债’，挣下的钱收不回来，亏的还没解决的好办法。再就是有三四户难缠户，有任务得多上几次门。”总归是不再为村民吃饭问题犯难发愁了。
小到一个村，大到一个县和一个地区，哪里修梯田哪里就增产，哪里梯田修的多哪里就增产多。在梯田建设中一直发挥示范和样板作用的定西地区，梯田面积连续9年以年均15万亩的速度增长。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劳动成果，保证了粮食生产的稳步发展。1983年以来，十年九旱的定西地区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破天荒地实现连续9年丰收。地委书记张国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82年与1991年相比，全区粮食总产量由3．39亿公斤增长到6．68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55公斤增长到276公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解放44年来，全区粮食总产量仅有16个年头登上5亿公斤的台阶，而1983年前只有7个，其余9个都是在近9年实现的。
甘肃改变干旱贫困面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近几年，不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登临陇原大地，连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也到这里参观和考察，总计有80多批，2100多人次。
世界银行行长科纳布尔先生曾亲自前往定西考察关川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当他在一座山头上，远眺近看被治理得如同一幅酷似立体山水画图的千山万壑时，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赞叹：“奇迹，你们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发出这种赞叹的岂只科纳布尔先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官员塞纳西先生，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指着满山遍野的梯田说：“过去只知道长城是中国的骄傲。现今中国应以将山坡修成平地引以自豪。这项工程同长城一样伟大，而且有现实意义！”
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评价：“梯田建设和小流域治理相当成功。这是甘肃扶贫开发的一大特色，也是甘肃长期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一代一代搞下去，黄土高坡就会变成绿洲，甘肃的兴旺富足就有希望！”
水旱都走科技路
1983年，我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评选出当年全国10大新闻人物。甘肃草原工作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王素香，高榜得中，一举成名。
这位当时已年近花甲的高级畜牧师，在历史上的不公正处理得到纠正后，不留恋城市安逸舒适的环境，志愿到干旱贫困山区搞种草养畜试点示范。短短几年，她通过推行草田轮作制，帮助农民种植红豆草，使通渭县陇阳乡申家山村在接连大旱的年景里，农业总产值增长近两倍，农民现金收入翻了3番。
王素香的红豆草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开拓了一条新路；王素香自己也成了通渭及邻近各县农村中最受欢迎的人。
这时，王素香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1983年初，她主动请缨，承包中部干旱山区5县百万亩种草养畜技术服务，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大面积科技承包服务为农民传送科学技术的“领头雁”。
王素香的创举在甘肃和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甘肃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热情倡导。一批长期在农村蹲点并卓有建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纷纷效法。于是，一个地跨全省7个地市、27个县区、有30余万农户参加，涉及丰产示范、旱农丰收、绿肥轮作、梯田增产、中低产田改造的5个百万亩科技承包项目，在陇原大地蓬勃展开。广大科技人员在党政机关和业务部门协助下，用层层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单独分散的农户联结成一个完整统一科技兴农群体，按照不同类区的生态环境，针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潜在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广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配套综合增产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1983年至今，甘肃已在全省范围内成功地组织了两轮大面积农业科技承包。承包规模由初始阶段的5个百万亩扩大到1100万亩，承包人员由近千人增加到4000人，承包形式由单位、个人承包发展到科技行政双轨承包和整乡、整县、跨地区集团承包。据统计，两轮科技承包共增产粮食5亿多公斤，占同期全省粮食总增量的1／3，新增产值9．5亿元，占同期全省新增农业总产值的39％。大面积农业科技承包为甘肃粮食生产连续9年丰收立了大功。
硕果累累的科技承包，使越来越多的人信服了科学技术的力量。各级党委、政府把科技兴农作为“重头戏”来唱，鲜明地提出“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典型的旱作农业区正宁县，县上把懂不懂农业技术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每项关键农业技术推广前，上至书记、县长，下到普通干部、办事员，都要先行一步，学懂弄通。然后深入农村，分片包干，手把手地教农民使用。几年来，科技兴农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在正宁蔓延，全县每个农户至少有1人掌握了几门实用技术。
去年，正宁同全省各地一样天旱地干，但粮食生产却创历史最高纪录，在没有任何灌溉条件的旱塬上，种出了一批“千斤田”、“吨粮田”。许多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们说：“没想到天那么旱，没想到粮打得那么多，也没想到科学技术那么神！”
科学，对于土里刨食、苦熬苦斗的农民来说，曾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字眼。他们对不曾相识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材料，一概投以新奇或疑惧的目光。可是，他们一旦感受到了它的神奇力量，便会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渴望和追求。
过去几年里，在科技兴农的滚滚热潮中，经过试验示范推广带状种植、间作套种、配方施肥、地膜覆盖、节水灌溉、模式化栽培……等12项综合配套技术，一个接一个被广大农民接受，为陇原大地带来一次又一次喜人的丰收。黑河两岸的张（掖）、临（泽）、高（台）3县市，优化耕作制度，推广带状种植，利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将夏、秋作物进行合理的组合间作，在一熟地区实现了一年两熟，把一亩地变成了两亩地。1989年以来，“风沙撵人走，亩产一二斗”的张、临、高3县市建成了14万亩“吨粮田”，开创了全国一熟制地区大面积建设“吨粮田”的纪录，1990年3县市粮食平均亩产达到554公斤，成为全国粮食高产区之一，受到国务院的嘉奖。1991年，尽管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夏粮仍比上年增产500多万公斤，夺得连续第10个丰收年。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甘肃各地农民自办协会搞科技，自办夜校请财神，自我服务搞咨询的新气象已屡见不鲜。武山县一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见识的“土专家”、“田秀才”，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办起130多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各类农民专业研究会；没花国家一分钱，建成1个农民培训中心、8所乡镇农民技术学校、53所村级技术夜校。这些研究会和夜校“拉关系”、“找门子”从省农科院、西北农学院、兰州植保站、中国农科院的各个院所聘到32位专家当顾问。有关方面向记者介绍这些情况时说，通过研究会和技校培训出来的3．4万多名土生土长的技术骨干，活跃在全县20个乡（镇）60％的村和50％以上的农户中，在科技兴农大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甘肃农民冲出了传统农业的藩篱，正一步步走入科技兴农的崭新天地。
但是，甘肃各级干部和群众清醒地认识到，干旱依然是甘肃农业的主要威胁，旱一年半载无关大局，旱两年三年就要出事。对甘肃来说，强化农业这个基础，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的首要任务。农业不稳，全省难稳；粮食不定，全省难定；农民不富，全省难富。仅靠目前这个水平远远不够，要保持政策方针和发展思路的连续性，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干下去。
于是，一个更为宏大的“22274”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在全省上下逐步酝酿成熟，即到本世纪末全省水地面积、“三田”面积、科技承包面积各达到2000万亩，改建扩建7个化肥厂，扩建新建4个农药厂。这是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农业基础，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搞好科技教育兴农，全社会支援农业发展的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甘肃人在90年代打好农业翻身仗的具体体现。从规划的制定到具体项目的立项、具体工程的勘测设计，具体措施的落实，省上已经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排部署，全省上下已经投入紧张的实施阶段。
　有人算了笔帐，仅2000万亩水地，2000万亩“三田”，全省就可达到人均1亩水地和1亩“三田”，如果按水地每亩产300公斤粮食、“三田”每亩产150公斤粮食计，每人占有粮食即可达到450公斤。而且水地和“三田”基本上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受气候和自然灾害制约的程度会大大减轻。省长贾志杰这样乐观地展望：“‘22274’工程完成之日，就是甘肃省粮食实现自给有余之时。只要甘肃把粮食问题稳定地解决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其他，这样，甘肃整个的经济就活了。”
过去9年的辉煌成就、未来10年的宏伟规划告诉人们，甘肃人民正在完成一次历史性地跨跃，彻底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向着新的更高目标奋飞。但是，他们在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的征途中，喜中有忧，这就是从领导到群众都讲到的——缺钱啊！